数字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转变。随着互联网渗透率的不断提高，互联网企业依靠用户数量增加带动的高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流量红利逐步弱化，吸引用户成本大幅攀升，发展逐步进入存量竞争、提高效率、增加客单量的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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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创新从线上扩张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随着数字科技应用深化和数字能力不断成熟，数字科技能力加快向线下渗透和赋能，近年来在零售领域“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有了不少成功案例。

数字经济的创新领域从消费领域向社会服务和服务型制造领域延伸。

一方面，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带动各类对线下体验依赖度高的社会服务领域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新热点，突出表现在医疗健康、教育、养老、体育文化等。

另一方面，核心技术创新不断突破，为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服务型制造领域带来新的创新发展动能。

与消费服务不同，社会服务更加依赖面对面提供服务，对服务人员的能力要求更高，服务内容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特征更加显著。以医疗健康服务为例，数字化服务不仅需要更加贴近实体医疗机构，还要对服务人员资质和服务质量进行更加精细和严格的管控，在优化服务体验和处理纠纷方面提供更加和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些都难以在短期内标准化和规模化，需要数字经济企业培养耐心。

服务型制造涉及的技术类型更广、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更高、覆盖的价值链更长，存在较高的技术门槛，这对数字经济创新主体加大对原创技术的研发投入、培养对创新周期的耐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有监管理念和监管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模式和数字科技创新方向。以条块为主的监管体系、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相对固化和滞后的监管手段、各地区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已经不能适应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快速迭代、跨区经营的发展模式，不仅难以有效引导和规范企业不当竞争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还有待健全。一些现行法律法规不适应发展需要，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配套法规不完善、与其他法律缺乏协调等问题。同时，相关标准特别是服务标准建设相对滞后，新兴消费行业标准缺失，现行服务标准和规范整体水平不高、可*作性不强、与接轨不够，不利于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

信用体系还不健全。信用信息共享和公开还不充分、不透明，依托先进数字科技支撑的数字要素流动和配置机制还未建立，“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约束机制也还没有实现，导致仍然存在部分企业失责行为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