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之前，他是天之骄子；

30岁时，他成了浙大年轻的教授；

42岁，他就任浙大副校长…

如果历史的车轮就此向前，中国也许会多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可未来和人心，往往都是难预测的，阴差阳错之下他的人生“触底”，历经劫狱之难后整装上路，成了一位530多亿上市公司老板、实干兴邦的企业家！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学术和商业上都同时取得非凡傲人成就的，毫无疑问他就是其中耀眼的那一个。

悲哀的是，作为中国自动控制人，他可以做出国内的控制系统，却很难控制好自己的人生。

从浙大副校长到“阶下囚”，再到其创始的公司科创板上市，时隔多年，充满传奇色彩的褚健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之中…...

作为中国工业自动化行业的龙头企业，浙江中控的上市之路一直以来引人注目，约在十年之前，就已准备在主板上市。后经一路坎坷，成功敲开科创板的大门。11月24日，中控技术（688777.SH）在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其创始人和大股东的褚健老师，其家族占股比约22.77%，按收盘市值533.69亿计算，褚健家族资产价值约121.52亿。

在褚健的带领下，中控技术做的风生水起，以于在工业自动化圈内，褚健的名字几乎是无人不晓。

褚健的研究领域是控制系统的信息，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信息化时代的“后门技术”，事关军事及重大产业，他是中国在这一领域无可争议的“人”。

中控本身就像是一个加足马力，不断前进的列车，驰骋于不断前进的工业智能化道路上。坚持不断的创新，为开发和推广国产DCS殚精竭虑，使国产与进口DCS的市场份额、质量及价格的差距大大缩小，从而为提高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计算，因中控的出现，将国外进入的产品价格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为节约起码400亿元设备引进投资。

褚健的研究领域是控制系统的信息，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信息化时代的“后门技术”，事关军事及重大产业，他是中国在这一领域无可争议的“人”。据有关院士的描述，中控是“我国可以与欧美抗衡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控制系统信息领域的高科技企业”。

正是因为有了中控这个自主可控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我们那些大型重要项目才有了规避网络袭击的可能，不于出现象伊朗核设施被网络攻击而爆炸的意外，这无疑是为建设做了巨大贡献。

褚健出事后，活跃的中控“潜在收购方”，就是它的美国和德国竞争对手。

在褚健带领下的中控技术，难以忽视的总是其背后的“黑历史”。

中控技术背后的“黑历史”其实也就是褚健的“黑历史”，而这个影响他一生的案件又被称为“中国科技案”。

2012年，一封匿名举报信的出现，给褚健的人生带来了沉重的一击。匿名信中写道，褚健论文抄袭，贪污，转移财产，男女关系混乱……

随后，褚健被调查，并被以涉嫌贪污科研经费等罪名遭逮捕，而11天后他将要进行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申报的第二轮答辩，不过很遗憾他错过了这个重要时刻。

到2014年的8月，检察院正式提起诉讼，在起诉意见书中，前三项均无涉及——经调查都是子虚乌有，其罪责聚焦于2003年的中控产权清晰事件，据计算，其犯罪涉及金额高达7000多万元，这也足以置褚健于万劫不复之地。

2014年8月，褚健案被移交审查起诉后，浙江大学的部分师生、中控技术（中控科技旗下公司）部分员工等800余人，签名为褚健取保候审作保。

到2017年1月，在被拘押三年多之后，褚案审理宣判，褚健的罪名又有了改变，成了“贪污及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获罪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在关于褚健案的讨论中，引人瞩目、而在判决中也含糊其词的是中控集团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1993年，褚健创建的中控是浙大工程下属的校办企业，工程当时设立中控的时候，出过出资证明，证明公司有多少钱，但实际上并没有出钱。也就是说，褚健是白手起家，拿了一张批文去成立公司。

在后来的二十年里，因高校科技企业的多次制度变革，中控发生了数次股权更改和转让行为。在2014年的检察院起诉书中，罗列了诸多事实，其中涉及体制内创业、科研经费使用、科研人员知识产权认定以及科技型企业股权合法转让等多个课题。

浙大的两任经济学院院长、法学院教授和著名法律人，大家共同的感慨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褚健的行为确有瑕疵，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怀璧之罪”。

由此，似乎存在着一个“褚健困境”：在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下，若一个科学家欲将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几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

褚健的遭遇有*大的典型性，几乎所有在高校内从事产学研工作的人都有极强烈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褚案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

可悲的事实是，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都仍然没有在法理的意义上被彻底地解释清楚。

中国早在2007年，我们就在《科技进步法》中借鉴了拜杜法案的一些原则，把科研成果所有权变为单位所有权。然而中国的高校绝大多数为国有属性，科技人员的私人产权认定其实一直是一个法律盲区，“褚健困境”正是掣肘于此。

也正因此，无论在法律还是在公众舆论层面上，人们仍然对高校老师从事科技创业的边界认识十分模糊。在今年的疫情期间，我们还是看到了类似的争议：一些著名的医学专家创办了自己的科研公司或参与了商业开发活动，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或“涉嫌学术商业化”。

在本质的意义上，中国民众在商业认知上的“道德洁癖”并非人性使然，而是制度安排的直接投影。

从浙大年轻教授到运般的浙大副校长，多舛的中控技术创始人褚健，在“过山车” 般的人生“触底”后，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高光”的下半场。

他所在的工业自动化领域正赶上产业智能化的空前热浪，而他多年专注的“网络空间”更成为信息战的核心战略课题之一。中控集团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就恢复了元气，其旗下的中控技术公司，经过27年的发展以及自主创新，中控技术已有40000多套系统应用于17000余家国内外工业企业，且以快的速度通过了科创板的IPO申请。

中控技术的成功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成高科技产业，能够做好从“0”到“1”的事，也就是搞原创技术。

敬仰、钦佩、激动…57岁的褚健，头发花白，敏健而儒雅，再度回到众人视野之中，相信会勾起业内人士如同烈火一般的工业情怀。

需要思考的是，“褚健困境”到底有没有在制度的意义上被完全地化解了，会不会有下一个、再下一个“褚健”。

如果没有，那么他的“悲剧”是必然的，他的“喜剧”倒似乎是侥幸和偶然的。

愿从今往后的中国，再没有褚健式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