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缺任正非

2019年3月16日 来源:制造业电商  浏览 980 次 评论(0)

今天的中国,缺的是什么?是耐得住寂寞的人。每一个人做事之前想的都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以及“我怎么才能用短的时间向领导交差”。于是,充斥着各种粗制滥造、假冒伪劣。

 

为什么故宫老建筑几百年屹立不倒而我们盖的大楼寿才30年?

为什么苹果一款iphone能卖到近10亿部以上?

为什么特斯拉一款model3一周的预定量能超过32万台?

为什么美国可以有马斯克而中国只能有贾跃亭?

为什么我们能在商业模式创新上遥遥领先却只能在技术上步步追随?

为什么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却被认为对现代科技的贡献为零?

为什么我们的楼房正面看起来奢华气派背面看起来却丑陋不堪?

……

 

本来,我可以写上100个为什么,想想自古也没这么写文章的,遂作罢。

 

总之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难以成就永恒的经典?

 

中国的人心,已经很难沉静下来哪怕一个月了。

 

突然想起那句话,“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那时候,乱在战争;今天,乱在心绪。

 

近网上有篇文章,我为欣赏它的标题,“思考的质量决定人生的质量”,是的,思考的深度决定人生的高度。

 

而思考,需要静下心,把自己安放在无人瞥见的角落静静待着。但是,今天的人们更向往聚光灯、摄像头,静静待着的人都在看手机,看网红一夜成名的故事。

 

 

此,猛然想起华为那张几乎没有什么设计的广告:“华为坚持什么精神?就是真心向李小文学习”,配图是,院士李小文赤脚穿一双布鞋在讲课。

为什么向李小文学习?华为的解释是这样的:李小文搞科研,从来不惧怕外国权威,敢于与同行争论。李小文身上那点纯粹,正是大多数俗人所不具备的。对科学家来说,纯粹是牛顿头上的那颗苹果。日之所思、梦之所萦,都是自己上下求索的问题。这正是华为要认认真真向李小文学习的原因。

 

这不正是我们大力宣传的“工匠精神”吗?

 

说到这,想起一个关于“德国制造”的故事。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问西门子冯.西门子为什么只有8000万人的德国,竟然可以有2300个?这位西门子说:“靠的是德国人的工作态度,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视,我们德国员工承担着生产一流产品的义务。”这位记者又问:企业的终目标不是利润化吗?冯.西门子说:“那是英美经济学,我们德国人有自己的经济学:,生产过程的和谐与,二、高科技产品的实用性。”

 

于是我又联想起德国菲仕乐品牌锅的故事。据说,一口菲仕乐锅可以用一百年,按常理说,企业不应该生产这样的锅,这等于自断财路。但菲仕乐不这么认为,“所有买了菲仕乐锅的人都不用再买第二次了,这就是我们的口碑,这个口碑会招来更多的人买。今,菲乐仕已经卖出1亿多口锅,全80多亿人,还有70多亿的大市场等着我们。”你看,这就是德国人的思维。

据说,英国首相布莱尔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请教德国经济成功的秘诀,默克尔只说了一句:“我们少还在做东西,布莱尔先生。”【制造业电商微信内容不错,值得关註】

 

如果说哪个更具有“工匠精神”,首先是德国,其次是日本。

 

我次留意“工匠精神”的概念,大约缘起于对锤子手机的关注。说实话,我对罗永浩谈不上好感,但是,罗永浩那张躬身于作坊的照片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不是缘于照片的艺术性,而是照片传递出来的精神内涵。

 

这张照片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村的老手艺人赵科,这个老头在一间破旧不堪的门店里焗盆补碗焊铁壶一辈子……

 

此,又想起河南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象牙雕刻《白菜蝈蝈》,白菜上的那只蝈蝈神态逼真,连腿上的纤毛都清晰可见,以后,每次看到我们城市充斥着的各种低俗雕塑,我都想吐。

 

今天的中国,缺的是什么?是耐得住寂寞的人。每一个人做事之前想的都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以及“我怎么才能用短的时间向领导交差”,鲜有人想“我的作品能流传后世吗”,于是,这个国度充斥着各种粗制滥造、假冒伪劣。

 

以我爱的书法为例,几乎能划拉两下子的人都敢以“书法家”自诩,在我看来,以古人书法标准衡量,99%的人连门都没入。书法需要潜心修研,“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婵娟”。

 

我很喜欢一句中国老话,叫“慢工出细活”。所谓“细活”其实就是精品。要出精品就需要慢慢打磨,打磨时光,打磨自己的内心。

 

有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所谓“细节”,不就是那后一点的差别吗?

 

这些年,中国制造进步很大,于是很多人以为中国制造已经很了不起了,其实他没有看到发达制造是什么样子。目前,我们的制造尚处于从“数量制造”向“质量制造”转型,而发达制造已经从“质量制造”迈向“艺术制造”时代,他们追求的不再是质量,质量的门槛早已迈过去,他们追求的是把产品做得像艺术品一样精美。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制造与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诚然。

工信部部长苗圩也有类似表达,他说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制造很了不起,我们远没有到放弃制造转型服务的时候。

 

有一副对联我很喜欢:“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踏踏实实,别总想着一夜爆红。

 

你知道《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你知道曹雪芹写《红楼梦》花费了多少时间吗?“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了十年才成,先后修改五遍,怪不得曹雪芹感慨系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家长会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人一定要诚实了,他们所有的揪心只有一个: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能挣大钱出人头地?

 

每一个人做事之前想的都是:有什么好处吗?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马上就失去了动力。利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人行为的驱动力。纯粹的人太少了,这是相当可怕的。

 

这几年,商业模式创新在中国备受推崇,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社会急功近利的折射。为什么中国的老板们如此热衷于商业模式创新?用华人文化董事长黎瑞刚的话讲,叫“商业模式变现快”。搞核心技术开发需要长期坐冷板凳,而且后还不一定成功,能安心在冷板凳上坐十年、二十年的人已经很少了,这是华为推崇李小文的原因。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社会推崇的是商业模式而非核心技术,这个社会别指望它有“工匠精神”。

 

此,说不得不说说“快”和“慢”的辩证关系。中国人对“快”情有独钟,什么事都想一夜完成,这可能和我们过去掉队太远有关。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快想快就能快,比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古人虽有刻舟求剑者,但大多都明白揠苗助长的道理。现在人什么都追求快,可能和伟大领袖有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于是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来了,结果招致“三年自然灾害”。

 

小米是中国快公司的典范。但是自2015年第三季度始,小米开始慢下来了,为什么?你仔细研究小米战略不难发现,这几年顺风顺水的小米什么事都做了,唯独一件事它没有做,那就是布局技术研发,这是过去五年雷军犯下的致错误。一个缺乏技术支撑的企业是不可能有发展后劲的。沉浸在模式成功中的雷军,哪里有心思布局技术研发,因为技术研发催生的都是慢公司。

 

有趣到滑稽的是,当年和雷军打赌的董明珠,其领导下的格力电器也慢下来了。不过,格力的慢和小米的慢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格力的慢,是因为它慢慢抛弃了“工业精神”(我此前一直认为,“工业精神”与“工匠精神”有相似之处),而小米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工业精神”,雷军总结的“互联网思维七字诀”中虽然也有“专注”二字,但他自己都没做到。 

 

华为是慢公司的典型,23年前,联想业绩是华为的17倍;23年之后,华为净利润是联想的5倍。当年快的现在都慢下来了,当年慢的现在反而快上去了,这就是辩证法。为什么华为这个慢公司快起来了?逻辑再简单不过,当年的慢就是为了把企业根基打扎实,好比一辆载重卡车后劲十足,这种快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生发出来的力量。以做手机为例,华为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如履平地,小米刚进入印度市场即遭遇专利壁垒,为什么?华为有专利技术积累而小米没有。

 

每次看到媒体报道“某工厂投产后年可增加产值XX亿元,第二年增加XX亿元,第三年增加XXX亿元”,我都很不舒服。说实在的,这种无聊的推算了无意义,你怎么保证你的产品生产出来就一定能卖?但是企业和媒体仍然乐此不疲地宣传,这就是商业利益作祟的结果。

 

当代中国,一直缺少重大发明与技术突破,应当说与“工匠精神”匮乏息息相关。统计发现,一项重大技术从立项到研发出产品,周期一般为十年。十年,对于大多数中国老板来说时间太长了,长到无法接受,他们喜欢挣快钱,今天定计划明天出产品后天就大卖的那种。

 

基础技术研究需要时间更长,可能三十年、五十年,甚三十、五十年之后还有可能彻底失败,一无所有。对于“只争朝夕”的中国人来说,这怎么可以接受?所以,中国在基础技术研究方面,落后西方发达不止一百年。

 

止于目前,中国99.99%的产品仍然属于追随型产品,就是别人研发出来了我跟进而已,我们的专利基本上都是实用专利,而且必须向别人缴纳专利费。

 

没有技术又不想丢掉市场怎么办?那就“山寨”吧。近年来,“山寨”在中国泛滥成灾,不少国人还为此洋洋得意,感觉自己占了个大便宜,殊不知,“山寨”乃文明社会的毒瘤,是对别人知识产权的公然侵犯,是对“工匠精神”的亵渎,是阻挡中国成为受人尊重大国的拦路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每次来中国访问都警告中国要尊重知识产权,但每次都没有结果。

屠呦呦可能是当今中国具“工匠精神”的科学家,而任正非则是当代中国具“工匠精神”的企业家。他们都赢得了我们社会的敬重,他们都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料“工匠精神”的难得与可贵,一时间“工匠精神”成为街谈巷议。我想说的是,未来五年,中国不可能培养出数量可观的工匠,这也中国的社会大环境有关,也和中国的教育培训体系有关,工匠的培养需要十年时间,而“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一代人。

 

伟大,需要时间来成就。

 

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

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为工匠是独立人格,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功,所以重视细节。而工人对领导负责,不关心实际,只揣测圣意,自然会浮躁、短视、投机,这是制度必然,无关人品。

 

“工匠精神”之所以没办法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是“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断,你以“德”为标准,而不是“才”为标准,终的结果一定是,谁跟媒体关系好,谁跟地方关系好,谁就有工匠精神。

 

咱们先看看这个词是啥意思: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

 

具体点来说,就是工匠们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和,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不像工业4.0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据那么云里雾里。而这么简单个概念之所以在中国会这么火,原因更简单,连总理都不得不承认,咱们没这个东西。

 

关于为什么德国人日本人有工匠精神,而我们中国人没有,各种学者众说纷纭,后其实就一个结论:人家日耳曼人就是牛,民族性就是严谨,人家精神境界就是高。

 

这看起来好像说得通,但是兔哥仔细研究了一下历史,发现有点问题,东德也是日耳曼人啊!东德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就是产品质量差,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后,经受不住西方的竞争。难道这日耳曼人的工匠精神难道还是按村东头村西头分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事逻辑上不通,你要说是什么神奇的高新技术,咱们脑子笨,缺心眼,研发不出来也就算了。可是“工匠精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咱们怎么就能做不到呢?

 

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们面临着三个*独特的现实状况。

 

一丶中国跑得太快

我的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一个同学家里因为是干部,从德国弄到了一台冰箱。他去做客,对着那个冰箱愣了半个小时,心想这辈子要是能有一台冰箱,此生无憾了。而今天,如果你再因为自己家里有台冰箱就去炫耀,恐怕我们都要去精神病院看你了。

 

这是过去的这四十多年来,中国急速奔跑的一个缩影。短短四十年中,我们有106家企业从零开始,挤进了500强,我们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眼看着自己从吃糠咽菜到健身减肥,这个速度和规模,难以想象。【制造业电商微信内容不错,值得关註】

 

对于这样一个飞奔的巨人,他怎么可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呢?就像博尔特跑出9秒58纪录的同时,你还想让他保持姿势的优雅,再认真欣赏下沿途的风景,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工匠精神,但是我们的中国制造思维里,却把另一样东西做到了,那就是“速度为王”。

 

2010年时参观了北京的一家机械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说,他们原本是给意大利品牌代工的,08年金融危机,客户资金紧张,于是他们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品质略低,但是价格只有意大利公司的三分之一。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就把这家意大利公司在中国市场全线冲垮,而到了2009年,这家意大利公司撤销了在中国的办事处,而他们正在继续去海外攻城略地,把这家意大利公司从印度市场驱逐出去。

 

一个领跑者,精耕细作是维持优势的必须,但是作为一个追赶者,要忽略其他细节因素,先通过急速扩张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的领跑者,因为组织规模过大,而市场份额急速缩小,头重脚轻,就很可能被你淘汰掉。

 

“速度为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在制造业历史上伟大的一次实践,这也是“中国制造思维”中的精华。

 

二丶中国的机会太多了

 

因为这三十多年的急速奔跑,中国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并存。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处在新旧时代交换的地平线上,既能看到新时代的朝阳,也能感受旧时代的黄昏。

 

就如同辛亥后,这个社会既有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老古板,也有西装革履梳着分头的新青年,这两种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享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是对不起,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

 

80年代你刚卖两天小商品发了财,90年代股票就起来了,你刚玩上股票,00年代房地产又暴涨了,你房子还没捂热乎,10年互联网又来了,电风扇、钢铁、汽车、飞机、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人工智能……

 

这样一个三十年就从工业1.0飞奔入工业4.0的大时代里,永远有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分工不断出现,而人的协作却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制度漏洞太多,套利机会也太多,所以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而不是一个工匠的田园。

社会的机会很多的时候,大家自然是追逐新机会,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件产出低又可能随时被替代的事情上。如果你看了《古惑仔》后心血来潮,非要跟自己较劲,耐住寂寞,十年磨一把绝世好刀,宝刀出鞘准备纵横江湖时,发现大家早跑到乐视网看《太子妃升职记》去了,逗比卖萌成为了社会主流,谁还跟你舞刀弄剑啊。

 

这就是过去的中国,当更好的新机会不断出现的时候,你固执的守在自己那个里精益求精,这不是精神,这是愚蠢。

 

因为这些原因的叠加,过去的中国,不是很可惜没有工匠精神,而是当时根本就不该有什么工匠精神。

 

于很多人说的,没有工匠精神是因为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利润低,所以不能把质量做好,我完全不能苟同。

 

价格从来不是理由。

 

中国制造业里没有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行业中却*普遍。中国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对于产品的追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一个键每一个位置都要经过十几版甚几十版的迭代,甚连美国互联网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产品的用户体验,并不逊于他们。

但是你注意,这些互联网产品可都是免费的!所以精益求精这件事本身,跟价格和利润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它是由竞争的标准决定的。开放的互联网行业里,用户用脚投票,你体验不好就没人用。而封闭的制造业里,评标专家们靠关系投票,你体验好不好根本不重要。

 

产业链的位置更不是理由。

 

我曾经看到一份报道,采访一个给人代工生产童车的老板。

 

记者问:为什么你贴别人的牌子,价格又不便宜,你还能有这么大的销量?

 

老板说:他们要的东西,只有我有啊。

 

记者问:为什么牛哄哄的沃尔玛也让你说了算?一块蛋糕,由你主刀来切?

 

老板说:他们的问题,只有我有能力解决啊。

 

记者问:为什么只有你能解决?

 

老板说:因为我关注消费者需求啊,因为我努力理解消费者啊。

 

“比如那张床,我知道消费者舍不得扔掉孩子才睡了一年的婴儿床,希望能用得更久;比如那个摇马,我知道消费者不愿意婴儿车推出去是个物件,搁家里是个累赘;比如那个变形金刚般的童车,我知道消费者有时候怀里抱着宝宝,只腾得出一只手。”

 

明白了吗,微笑曲线从来都是个伪题,代工贴牌并不是天然就比品牌科技低级,真正低级的是你因为自己是代工就从来不动脑子。在价值链条上,“设计”、“品牌”和“科技”可以称王,“制造”、“集成”甚“物流”未必就不能称霸。真正能够占据价值链主导权的,一定是那个终能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节,和你价值链上的位置从来就没有关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工匠精神这个东西,是有背景的,在不同的时期你的需要也不同。比如说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你要快速地去了解用户、了解市场,这时候你如果不了解你的方向,你拼地去弄工匠精神,可能铁杵磨成针,然后发现这个针根本没人用。而当企业大到一定的时候,如果你继续疯狂地生长,缺乏工匠精神,可能后变成了快就是慢、慢就是快了。

 

中国现在的规模是足够大了,发展速度也降下来了,是该开始追求工匠精神了。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挺难的,因为我们始终是一个对上负责的组织结构。

 

一个小姑娘,早上出门前可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化妆,精雕细刻,但是到了公司处理工作时却会敷衍了事。同样一个人,有时有工匠精神,有时就没有,因为脸是她自己的,而工作是老板的。

 

“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为工匠是独立人格,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所以他重视细节。而工人是对领导负责,他只关心领导关心的事。而领导恰恰是不可能关心细节的人,职位使然,管的人和事太多,他必须更关心方向。你只对领导负责,不关心实际,只揣测圣意,必然会形成浮躁、短视、投机,这是制度使然,无关人品。

 

汉朝时,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叫“举孝廉”,可是“孝廉”这东西不好判断,所以终的结果就是,谁家总是当官的,谁就孝廉,所以有那个四世三公的袁绍,这就变成了世袭。

 

“工匠精神”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之所以没办法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是“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断,你以“德”为标准,而不是“才”为标准,终的结果一定是,谁跟媒体关系好,谁跟地方关系好,谁就有工匠精神。

 

仅靠道德感化和形象宣传,无异于“在宇宙呼唤爱”,形式大于实际。而德国和日本这种工匠,我们与其说他们有工匠精神,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匠习惯。这个习惯,是由一整套高品质高标准的工匠制度,和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仅一墙之隔,西德以高品质闻名于世,而东德却乏善可陈,以主观的“德”为社会标准,人治大于法治,立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建立不起工匠制度,就没有工匠习惯,更不可能有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度,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

 

制度——习惯——精神,这是中国制造文艺复兴的必经之路,而这条路不能靠儒家,必须要靠法家。

 

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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